留日指北是大学院文科知识点视频系列。

到现在已经为大家提供了：经济，经营，社会，文化，文学，国际关系，表象媒体等几乎所有大学院考学热门专业的视频知识点总结。

应同学们需求，还陆续对各大院校的考试真题进行分析讲解。

今天，除了知识分享，也想让大家看到在异国的生活工作方方面面。在接下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会小范围采访一群人，希望通过他们的经验，让你真正走近这里的生活。

作为东京造梦者群像系列的第一弹，我们采访了和留日指北关系最近的一群人--东京在读博士--在不少的知识小视频里，都是他们给过我们直接而准确的知识指导。

独自在异乡求学，心里也许仍会略过些微孤独感。而在这七位博士的生活点滴里，你也许会知道，其实负重前行是成年人的生活常态，既然是常态，就没有必要渲染。

毕竟，在漫长的人生里，痛苦着追寻意义是一方面，但细致地观察过这个丰富的世界就已经十分幸福。

（ps.今天的文章只是一个群像性的简略版，接下来我们会放上每个人的细致采访）

一 汉服学术宅・程斯

我认识程斯半年，因为工作，我们每周都会见一次面，而我从来没见过她穿汉服以外的服装。原先我会很中二地想，这肯定是因为某种对于汉服炽热的执念吧，后来她淡淡地告诉我，是她刚上大学的某一天，在大学教书的母亲跟她讲汉服很好看，她就试着穿了一下，自己也觉得果然不错，就再也没有脱下来。

其实，如果仅从读博生涯来考虑，程斯大概是我见过的过得最幸福和纯粹的博士（之一）了。

她很年轻，1993年出生，马上要进博二了，也许是因为出生在教职家庭，所以家人对她要去东京读一个很难毕业的博士学位这件事情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阻挠；

她目标明确，不想活在人际关系占主导的环境，所以励志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她对自己的时间很有规划，如果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她不愿意把战线拉得太长，而是会马上做一个计划，并且不允许自己拖延。她把读博这件事情落实到了每一天，虽然不会精确到页数，但是每天都要读的paper这件事情是雷打不动的；

她找到了喜欢的专业，虽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政治学，但因为喜欢日本的动画片，所以早早地下定决心要来这边留学。

通过搜集资料，她知道东大有个比较新的学科叫做表象文化论，可以在里面做动漫相关的研究。于是就通过前辈联系到了现在的导师，第一次见面是去听了一堂不明觉厉的课，但是聊完天之后，她就果断地跟妈妈说自己想要跟着这个老师做研究。

关于女生读博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和“人际交往”，“结婚”，“赚钱”等现实问题扯上关系。

但是在程斯眼里，这些从来不是问题。

“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觉得我高冷。虽然我不喜欢无效交流，但是我和我气味相投的人就会聊得特别多。比如我高中班上的同学，他们都管我叫妈。”

“结婚可以结，但不是必需品。”

“因为我家父母是分开的，我跟着妈妈。但是父亲在金钱上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对于这点我已经非常感激了，就不再要求别的。但我自己也不是那种看到什么好都想要的，但是在自己的爱好兴趣上就比较舍得花钱，比如说想收个碟这种。”

二 从北大到东大的”老玩家”・徐博晨

徐博晨身上的学者气氛挺浓，喜欢穿茶色的三件套，见他第一面的人通常会很自然地叫他“徐博士”或“徐老师”。这大概和他的父亲是北京外国语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母亲是北京大学研究日本文化教授也有点关系。

他考上北大的那年其实还是个理科生，但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他和日本的小伙伴一起经历了当时的反日大游行，两个少年默默地约定好将来一定要为中日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于是大学就去读了国际政治。

读到现在，他说其实现在看到的和当初希望的还是有偏离，“政治人往往会对国家的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现实或者叫无可奈何，而不是说他们会有更多的魔法来改正现在的现状。”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文科的妹子多也是一个原因”。

谈到自己的成长之路，他告诉我，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自己好像除了读博这条路，也没怎么考虑过别的活法。而童年时期也是过得比较“现充”的，父母经常鼓励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暑假窝在家里看《还珠格格》这种事情基本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所以他爱好非常广泛，大学的时候参与过电影拍摄，还出过一本关于象棋的书，这让他十分感激他的父母，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他身上的“宅属性”其实很浓，因为他也爱玩手游，还为此疯狂氪金。

他身上有着北京人爱侃的特质，但可能因为从小家里的学术氛围，和他聊天，他经常会就一个现象刨根问底，到了最后可能会陷入某种沉默。所以他经常自嘲，说自己情商不高。

“其实博士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群，这个因为现在科学分的很碎，能够跟你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人很少，而且大家都很忙。社交确实是以有效社交为主，也不太跟中国的同学打交道，就日本几个日本同学。这些人个整个硕士到博士构成了我的主要朋友圈。一个结果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不去超市买东西了，可能会一天都不跟人说一句话。”

三 全村第一个女博士・王亚楠

王亚楠长得很高，休闲西装牛仔裤和黑框眼镜是她的标配，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她穿裙子的样子，而我们之间的聊天也很少涉及到诸如“化妆”“打扮”等比较女性的话题。

对她的采访有些匆忙，那天她刚结束学会发表赶来，并且笑称“被虐得很惨”.采访结束后又因为要赶着去图书馆印资料所以匆匆离开。

她说自己是“全村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也是方圆十里出的第一个博士”。父母都务农，妹妹读了大学，弟弟没有读，现在在一家酒店做厨师。

她小时候的生活和周围的小朋友并无二致，山间田埂是她的乐园，有空了也会帮父母分担一些农活。

但父母还是把她送到了力所能及的能接受到最好教育的地方，从此王亚楠的眼里看到的和脑子想的便多了许多。

也许是小时候对知识的高度渴求，很多年后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进图书馆的震撼，而教师在她心里一直都是一份崇高的职业，她对我说，自己理想的生活就是有一个自己房子，有一个自己家庭，并且可以教书。

她从大学开始接触日语，然后爱上了日本文学，同时顺利考入中山大学的硕士课程。硕士快要毕业时，她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一边是进入日企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另一边是赴日深造，而后者不得不要考虑比较沉重的经济压力。

对博士没有什么概念的父母并没有表示明确反对，起初父亲还有一点犹豫的，但是她申请到了奖学金以后，父亲也同意了他的选择。

“我当然也羡慕富二代，因为我现在做所有事情都必须先去考虑金钱问题。从前我一直相信实力，现在我很认同俞敏洪的那句话‘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构成我不努力的理由。”

四 得到祖父资产的动画师・谢天

谢天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经常穿着比较休闲的三件套，戴着一副海军蓝的板材框眼镜。他平时说话做事比较慢条斯理，颇有一些优雅绅士的味道。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我很难想象他曾是一名动画师，每天和动画导演打交道。

他说，由于当时的国内动画行业暂时看不到未来，中国动画今后将何去何从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许多人的主观印象里，日本这方面是遥遥领先于中国的，于是抱着去日本动画行业“取经”的心情，他踏上了赴日之路。

他说自己当初不是奔着学术来的，但是现在来看，从生活作息，到社交方式，他正在一步步习惯并且喜欢上这样的生活。

谢天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从小到大，父母都对他的学业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我问他，辞去工作来日本留学,经济上是不是有些冒险。他告诉我，他曾幸运地得到了祖父留下的一笔遗产，因为祖父离世前嘱咐过，这笔资金要留给家族里大学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孩子。

于是，谢天将这笔资助用作了留学的启动基金，这让他早稻田大学的研究之路得以开始。大学院的日子中,读书与研究占据了他生活的主要的比重，他对我说，彻夜看书与写作是他每天的常态；

但当年龄迈入“3字头”后，他觉得不应该再让家里在经济上操心自己，于是经过一些努力，他最终实现了经济独立。

“虽然大学院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我的目标是以后进入到大学的教育一线，将日本动画的理论引进到中国。”

五 学术界的社会人・张适之

张适之绝对是一个“纯种东工人”，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在东京工业大学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上学士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直读到博士，中间好像遇到了非常多的偶然，但是从头开始回忆却又是那么自然。

他花了三年就读完了大学。他对我说，其实学士阶段很忙，用来搞研究的时间并不多，况且自己还主动减了一年，但是自己又觉得搞研究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于是就干脆升到硕士去搞搞研究。

而在读书的阶段，他也非常有安排，

“上学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一周上七天学，没有什么例外的话我基本都在学校。除此之外，我会去当羽毛球，网球，滑雪的助教，贴补一些家用。嗯...每周会去学一次小提琴，总之还是十分充实的。”

他在博士第三年的时候，忽然决定去企业上工作试试。他和我讲了一段很烧脑的话：

“在学校里，我接触到的是所谓情报层，从物理层到应用层，情报层一共有七层，在研究阶段我感受到了非物理层的魅力，觉得很幸福，很值得研究下去。但是同时，我又十分好奇，情报层如果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里--也就是表现层--到底是什么样子，而我没有预设过自己一定要当教授或者研究员，所以我决定去企业看看。

你知道吗，我们的通信速度每天都比昨天快，手机从黑白到彩屏到智能，其实现在通信速度已经实现了三十年后我们需要的速度--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技术没有人会用，没有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我待在学校里不足以解开这个疑惑了。”

六 选择妥协的妈妈・孙静

除了法学博士的称号，孙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两个孩子的母亲。

1997年，孙静还是个高中生，她被被学校派到日本来做过短暂的研修。回国后她没有选择继续上大学，而是进了日企工作。

她在公司积累了三年的工作经验，不久后她拿着三年的积蓄和爱人一起来到日本继续上学.她参加了留学生入学考试,并且考进了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当时的学业非常繁忙,她和爱人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赚取家用,两个人很少有时间能闲下来.

本打算拿着大学文凭去找一份好工作，不料频繁碰壁,这时的她已打算好要继续去读大学院。可是修士考试前，她有了孩子。由于预产期的缘故，她计划一定要在此之前结束考学--能符合这个时间标准的只有当时难度很高的一桥大学。

面试的时候，她无法和其他考生一样穿着正装站在考官面前，她不得不一边道歉一边穿着孕妇装站在了面试房间。

最后她还是顺利拿到了一桥大学大学院国际法方向的offer,并且一直读到了最后。她告诉我,在研究室,她不是唯一一个有孩子的人,所以也不太担心融入不了。而他的先生,为了承担起家计,也将自己要读硕士的计划延后了几年,先去了企业工作。

博士毕业后,她也在积极寻找大学的教职工作,但是在日本的大学有国际法这个方向的学校其实不多,有一些还在东京以外的地方,为了照顾家庭,她只能继续待在东京寻找机会.她对我说,至今为止，做过最大的妥协是为了孩子,但她并不后悔。